在此后的几天里，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和手机等各种媒体都以从未有过的规模展开地震报道，各媒体派赴灾区的记者源源不断提供来自灾区的最新消息。到5月16日，参与地震专题报道的全国卫星频道就已经达到14个。四川卫视更是全天播出“四川汶川报道”和“汶川地震特别报道”。这次震灾报道记者之多、现场直播时间之长都创下纪录。除了使用互联网、卫星电话，传统的对讲机以及无线电广播也发挥了强大的作用。

这次关于地震的报道，媒体总体上反应迅速，信息公开程度较高。由于信息发布及时而详尽，境外媒体报道的信息源多数来自中国传媒，因而我们掌握了报道基调。社会恐慌的真正根源来自信息的不确定和不平衡，此次大地震中虽然伤亡十分严重，但社会上基本没有多少谣言传播，全国团结一心抗震救灾，媒体的传播收到了良好的正面效果。

我国传媒关于地震的报道赢得了国内受众，也赢得了境外媒体和公众的好评。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21日的一篇文章中评论说：“中国媒体在地震报道中所显示的空前的自由度，也让世界刮目相看，甚至可以说是‘地震般的巨变’”。“一天后，包括《国际先驱论坛报》在内的众多知名媒体就发出惊愕之声：‘中国对地震的回应异常公开’”②。其实，信息开放了，并非社会就会乱，反而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减少谣言和惊恐现象，也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使政府和人民、军队和地方、灾区和全国，万众一心地去抗震救灾。信息开放的主控者是政府，因而也有利于政府掌握话语权。

二、信息公开和惯性思维的遗迹

汶川地震发生在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5月1日生效之后。除了报道快速、及时以外，信息的公开也是这次地震报道的一个显著特点。与以往强化信息控制的做法有所不同，中外记者在四川的新闻采访活动受到的限制不多。国务院带头，每天公布关于震灾的伤亡数字、救援进展等各方面的情况，民众可以通过媒体随时获得有关灾区的各种信息。对地震预报的质疑、学校房屋质量的责难、救助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都有一定的反映，尽管不占主导地位，还是允许存在。我国政府在第一时间践行了《条例》，及时公布抗震救灾的第一手信息，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褒扬。

随着时间的推移，抗震救灾逐渐转入灾后重建阶段，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能让所有募集的资金能够用到实处，及时公开各种捐赠资金的使用情况成为当务之急。为了防止出现资金被侵吞或挪作他用，中纪委、民政部、审计署等各部委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灾区资金的监管情况。6月1[上一页]    [下一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