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都市生活》低下高昂的头？

牛润生：《都市生活》第一任总编

     今传媒：你是什么时间来到《都市生活》的？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的？在你进入《都市生活》之前你概念和印象中的《都市生活》是什么样子？

     牛润生：我们是1998年开始筹建《都市生活》的。早在1993年的时候，我在《工人生活》办了一个《都市周末》，办得不错，影响力很大。李仲年刚开始办一份全国很有名的文摘类报纸，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挤出来。这时，他找我说能不能办份报纸，我说办报纸必须看市场，后来就把太原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这份报纸，实际是杂志接了过来。当时的报纸也就是《都市生活》的前身叫《经济与社会发展》，这是一份全国发行的经济类刊物，与都市类媒体是不沾边的。

     今传媒：你在《都市生活》的时间段内，当时的山西媒体竞争和运营是什么样的状态？

     牛润生：当时在全山西省没有一份都市类报纸，甚至全社会都没有几份，但都在酝酿。有一个《太原晚报》的老总告诉我说，你们这样弄得我们惶惶不可终日，开了好几次会了，专门研究《都市生活》。

     今传媒：当你进入《都市生活》后，了解到了《都市生活》真正的管理状况、运作状况、人员结构以及采编现状后，你的心态如何？

     牛润生：刚开始创建《都市生活》，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版面定位甚至一个版面的小栏目，都是我亲自制定的，人员我负责在社会上公开招聘。我一贯的主张是只有白纸才能画出最美丽的图画，所以我招纳的人一般都是没有媒体经验的人，再经过《都市生活》这个大熔炉的锻造，让他成为媒体精英。好像这个理念一直贯穿《都市生活》始终。

     今传媒：用当时记者的话说，每个长假都是一个“槛儿”，过一个假期就有可能换一任总编，你之前是否知道这种情况？当知道这种现实后你的心理状态和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牛润生：我是试刊期间的总编，而且我很快就离开了，所以这不会影响我的心态。但我知道在我走后不久，和我一起加盟的其余几个人也陆续离开了，也就是说我们几个初创人后来几乎全走了。

     今传媒：你觉得《都市生活》走向衰落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高层或者说股东层面的某些混乱引发整体混乱？中国民营资本进入媒体后急功近利的必然结果？

     牛润生：最根本的原因是背离初衷，没有从文化意义上把报纸给办起来。办报说到底就是办文化，最后越来越媚俗，就失去了它原来的定位和意义。但它绝对不是急功近利的结果，因为《都市生活》是在特定的时期办起来的，到后来，几乎不用再往里投钱就能正常运营。

     今传媒：你在《都市生活》的日子里，你最震撼的、最困惑的、最感动的、最自豪的分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