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媒介的不断融合，其结果促使书籍有了更好的发行量，并产生出更大的媒介融合能量。如越来越多的书籍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再如1996年，美国欧普拉·温佛瑞主持的电视节目“欧普拉读书俱乐部”，每月推荐一本在世作家的一部作品，每本都成为畅销书。书籍和广播融合而成有声读物成为读者阅读书籍的新路径。书籍产业的网络经营和数字出版使得电子媒介与出版行业的界限日趋模糊。英国女作家罗琳的作品《哈利·波特》第四部小说出版时，“亚马逊在线”接受的定购量为每小时750本。这些充分显示“媒体融合本质上不是抑制和同化个性信息需求, 而是培植和满足个性信息需求。”⑥

⒊国民阅读率下降并不意味着书籍的终结，相反，值得人们认真反思

2006年在第11个“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到来之际，我国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而网民人数则持续攀升。应当看到，新媒体的崛起必然引起受众分化，这是科学技术革命引发人类传播过程变化的必然。书籍阅读率下降并不完全等同于国民阅读率的下降，但受众的阅读方式的确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电子阅读的确有丰富和快捷之便。甚至网络引发的书籍产业链，包括书籍印制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如电子出版的随选打印，即POD图书，它既不需要图书仓库设施来储存,也不会因为过剩图书而使利润降低。从这个角度看，大可不必为书籍阅读率下降担忧。

需要反思的是，从1998年起，我国书籍阅读率连续6年走低并不是新媒介的崛起折损了书籍传播的魅力，而是我国教育、政府管理与出版业等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出版业应当看到，不是市场不需要印刷书籍，而是近年来出版业的平庸化、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如有人在十年间出版了二十五部词典，谬误百出，却有新闻媒体为其大唱赞歌。再就是我们的教育对读书习惯的重视不够。美国的图书出版中有60％是教材以外的图书，日本非教材的图书80％，中国非教材图书占48％。也就是说，我们的出版物中教材教辅的比重最高，我们一半以上的书都是服务于应试教育的，或是有较强的功利目的。而在有限的非教材图书中，质量上乘的读物为数也不多。

图书馆是一个专门收集、整理、保存、传播书籍等文献资料并提供利用的科学、文化、教育和科研机构。与西方不同，中华民族有着悠远的文献传统，留存的书籍浩如烟海，公共图书馆理应更多地发挥传承优秀文化遗产，开发国民智力和社会教育的作用。但我国十多年GDP[上一页]  [下一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