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观：意识形态批判与现代性启蒙

众所周知，传播批判学派的主要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因对受众的过分悲观，寄希望于文化精英，由此陷入了高雅艺术对抗文化工业的永恒悖论之中，从而失去了解释现实、变革现实的意义。英国文化研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实现从审美向政治的转换，发现媒介是意识形态的角斗场，重新确立受众的主体性，从而开创了英国媒介研究新的范式。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与英国媒介研究的总体特征是一脉相承的，即“它对于媒介侧身其中的社会应该是如何的总是有一种不安的考量。这种对应然问题的不断求索，使得对媒介能够和应该发挥什么功能的问题从来就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首先，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秉承着英国媒介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传统。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再发现是斯图亚特·霍尔对英国媒介研究的重要贡献。霍尔认为媒介是表意的工具。媒介通过表意过程建构社会现实。媒介一方面塑造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规范，使其成为大众的一种自觉共识；另一方面媒介又趋向于代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阶级的利益。在这一方面，媒介可以被说成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语）。但是，“霍尔的工作偏离经验研究，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关注受众对意义的建构而忽视了权力结构对受众的宰制。然而，权力结构像所有权和控制权一样是关键问题，霍尔放弃探讨谁拥有这个社会、谁控制这个世界，反而关注人们怎样建构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意义”。换言之，霍尔只关注微观的权力控制，而忽视了宏观的阶级结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认为受众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群体，受众的任何解读都不能脱离社会文化语境。因此，媒介研究不能离开意识形态批判。因为“意识形态已经不是某种既有社会结构或秩序的后续反映了，它伴随着建构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全过程，并在此过程当中始终是有所作为的。”所以，对媒体作意识形态的分析首先就是要确认眼见是否真实。然后，进一步分析意识形态如何作用于社会媒介和日常生活。

其二，在市场体制下，媒体作为一种现代企业，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本性。市场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一方面促进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也造成消费文化盛行。消费文化的泛滥导致文化的同质化趋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盛行。其结果是“意见的自由市场”难以形成，从而对民主进程造成威胁。在西欧的公共媒体制度事实上已经瓦解的情况下，公共领域有进一步被封建化的危险。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作为“第四力量”，如何实现其维护公义的社会责任，如何更好地担当把关人的角色？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犀利地责问媒体的社会责任。格瑞格·费娄认为：“媒介已经丧失掉它的批判锋芒，已无力对其栖身的社会进行批判性的评论”。因此，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主张媒体在促进民主进程方面应当发挥教育和启蒙的重要功能。因为“明达而非武断的公民群体是民主政治成熟的前提。大众传媒与我们文化机构的其他部分，尤其是教育机构一起在这方面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第三，在现实社会中，传媒的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时常发生冲突，有时甚至完全对立。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传媒常常牺牲教育功能以迎合市场的需求。其结果是市场上媚俗化、低俗化的娱乐性媒介产品泛滥，从而导致众多媒体，一个声音。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将媒体的教育功能与社会的现代性和人的解放相联系，主张媒介应该服务于公众的认知活动并开启民智，因为它与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休戚相关。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解放事业。格拉斯哥媒介小组认为人类惟有坚持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怀疑精神，才能从社会约束下解放出来。人们通过媒介对社会的认识，需要辨别媒介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控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再发现就是回归被压抑的人（霍尔语）。正是基于这样的媒介观，格拉斯哥媒介小组超越了单纯的意识形态批判，体现出了普遍的人文关怀。

结语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在英国文化研究陷入迷雾之际，为传播批判学派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他们的研究既有理论上的思辨，又有经验研究的实证分析；既继承了新受众研究的精髓，又有所创新和突破（新闻游戏）；既关注媒体的社会责任，也重视媒体的教育功能；既探讨微观的权力控制，也剖析宏观的意识形态影响；既关注受众的接受过程，也关注媒介影响的中长期效果。就像任何理论建构一样，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远非无懈可击。对该理论的批评集中在他们的方法论上。尽管如此，瑕不掩玉，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以其锐利的批判锋芒和厚重的人文关怀为传播批判学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正如凯瑞所言，“关于传播的现代思想——无论是肯定的还是批判的——揭示了同样的贪婪。传播的批判理论必须确认我们眼前之所见，并构想一个起码更令人向往的世界，以超越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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