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政府新闻学”的基本问题

◎詹绪武

“华南虎照”事件成为当下一个重要的媒介事件，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也解读出不同的意义。这与当前出现的“政府新闻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呼应，显示着政府与新闻传媒的关系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但这一趋向尚处在“防火、防盗、防事故、防记者”的防范型应对向主动公开信息、接受传媒检视的运用型应对的转型关节点上，需要进一步提升其内涵，创新政府运用新闻传媒的机制。

　　一、政府新闻学的属性与价值

　　政府与新闻传媒的关系大致包括两个层次：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调控和政府作为报道客体在新闻传媒中的呈现。政府对新闻传媒的应对和利用，是中外皆然的一种社会现象，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应对和运用。西方的新闻传媒以“第四势力”自居，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命，把传媒的独立运作奉为圭臬，但实质上，他们是难于在真空里运作的。

　　自从2003年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全面推行以来，我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凸显了新的维度。有人认为，政府新闻学是新闻传媒作为政府职能延伸传统的一种变形，是一种实用的政府行为。由于各级政府更容易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被问责，所以，导致了他们对媒体的公关和应对，这看到了问题的一面；但是重要的一面是，应对不是对抗，实际是一种博弈中的合作策略，目前的政府新闻学突破了依靠行政手段的老模式，具有以新闻手段应对新闻传媒的趋向。而且，政府宣传开始从制度和机制上向新闻传播规律的趋近，是政府与媒体关系理性调整所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媒体应对的内涵有了新的拓展，其积极意义不可忽视。

　　新闻传媒作为社会的中介，在其社会能量输出的底端和后端，是各种社会力量博弈以及围绕新闻传媒博弈的宏大背景。导演着新闻传媒表演的是各种个体和组织的运用行为和取向。在现实的语境中，新闻传媒被创造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政府和公众运用的结果。而作为社会实体的新闻传媒的出现，已经具有了人格化特征，在社会的总场域的内容传播维度上成为政府与公众的伙伴。因此构成了政府、传媒、公众的三角关系。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公民追求自身幸福的愿望，都对新闻传媒提出了各自的要求。理性化的社会，是通过以新闻传媒为主要渠道的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塑造和规范政府的理性行为，达成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互动、理解、和解和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传媒是一种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本。政府和公众对新闻传媒的科学运用，是新闻传媒健康运作和发展的基础条件。

　　在现实的制度架构和制度安排中，政府代表人民建构和组织媒体、指导新闻传媒的运动与运作，其主要的理论预设包括：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也包括人民从多种途径约束和监督政府成为人民的政府，新闻传媒是人民共享的一种制度设施与制度通道，新闻传媒成为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一道联系桥梁。从民主法治的根本要求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新闻传媒来保证政府成为人民的政府，就是题中之义。这是一个永远没有止境的过程，只有保证两方面做齐了，新闻传媒的政府运用才是科学和理性的。

　　政府是新闻传媒的最大新闻源之一，利用新闻源本身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宣传。而现在很多拙劣的宣传就是浪费和毁损政府对新闻源的利用能力所致，造成新闻性的内容极端短缺，无效的宣传性内容大量过剩，使一些主流媒体不断向边缘滑落，政府的新闻宣传也陷入被动和空洞化。

　　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仅强调自己的无产阶级观点，不承认报纸的社会性，那它就成了沙漠中的布道者①。从本质上讲，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运用主要是建立与新闻传媒的良性公共关系上。政府对新闻传媒的指导和调控属于政治方向、事业发展和产业运营上制约的范畴，属于约束性行为。而政府与新闻传媒的公共关系则属于与传媒的伙伴关系，属于政府自身行为与新闻传媒行为的互动与协作，属发展性与协调性行为。新闻传媒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和监督主要通过这一途径实现，只有政府与传媒有序、有弹性的双向约束，政府和新闻传媒才会都呈现出对社会有益的理性行为。

　　政府在对新闻媒体的调控管理的基础上，在内容上建构和媒体与政府相对间离的一种平等关系，提升对新闻传媒运用策略，这是一种新闻媒体与政府关系的新维度，也是借鉴了国际通行规则，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雏形，这是值得关注的。特别是今年4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发布后，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运用方式都会发生很大的转变，如何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建构政府与媒体的和谐关系，需要政府与媒体的共同努力，关键还在于政府对新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