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府新闻学的立足点和走向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打造政府与新闻传媒相对和谐的关系。和谐传媒与政府对新闻传媒的科学运用，是硬币的两面。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运用主要包括政府借助新闻传媒职能延伸与接受监督、政府形象公关和危机公关传播，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社会公众，其根本目的是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公众对政府行为和政府形象认同。政府新闻学的出现，与政府的这种理性需求相关，但也存在一些传统中残留的对传媒的非理性看法和观念，目前需要的是进一步剔除其中的非理性因素，转入法治与理性的轨道。

　　在新闻信息传播高技术化和全球化时代，政府的行政行为与信息流通的关系将更加密切。在现代社会中，所有的政治行为都是对沟通能力的这种或那种方式的反应②。通过信息流通与传播，实现政府与媒体的沟通，并借新闻传媒实现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的重要议程。

　　构建和谐社会，从根本上是以正义为首要价值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③，在这个前提下实现政府目标与公众目标的顺利对接，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对人民的权力保障和增权，总是与对政府的限权相联系的。其中，信息公开就是政府限权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政府实现与人民紧密联系的根本途径。

　　政府的信息公开与政府形象、政府行为能力的传播有着重大关联，需要政府对信息的流动作出有利于自身的转变。必须使自己的执政思维从信息控制转向谋求通过各种手段实现体现自己意图的信息强势……执政能力的重点必须从控制信息流动方向和范围转向保持自己意愿的信息强势④。重要的是在信息来源极其多元化的现代传播环境中，保持对信息源头的主动，突破对封闭性的信息流通掌控的旧模式，转型到开放性的信息流通导引的新模式。从消极角度看，信息公开是防止、疏导流言和谣言的根本途径。对谣言和流言的防堵恰恰是导致流言和谣言的源头。美国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认为，流言的流通量与问题的重要性和涉及该问题的证据暧昧性之乘积成正比。谣言止于公开，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诠释。谣言以惊人的速度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故事也在传播的过程中被发挥、夸大和重新组织，一旦获得了严密而又可靠的材料，这些谣言和故事便马上失去了生命力⑤。从积极层面看，政府通过信息公开和透明，借助于新闻传媒的中介作用，实现与公众的双向理解和良性互动，会达成公众舆论和政府舆论导向的同向性和更多的重合性，形成理性、和谐的舆论氛围。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政府的良好形象和信誉。也需要新闻传媒的良好形象与信誉。在我国，新闻传媒特别是主流传媒的信誉和形象一般与政府的信誉和形象是不可分的，一般公众把他们都认为是一个东西。如果政府对新闻传媒的信息供给不是全面和透明的，不仅政府形象受损，主流的新闻传媒也会受到厌弃。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化和传媒大众化取向的发展，一些新闻传媒对信息的传播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侧重于从公众视角获取和解读信息。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信息环境中，公众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信息，如果一味追随西方媒体的议程设置、信息构造模式和趣味，就会导致一些信息的扭曲和失真。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政府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媒体议程设置的源头，也对新闻传媒的议程设计具有框架性影响。过去，政府对新闻传媒的影响主要偏重于对新闻传媒的指令，特别是一些限制性的指令和控制。有时某个人一时的决定和看法就可以代表党和政府，可以决定新闻传播的界限，结果使新闻传媒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而政府信息和形象传播的效果则非常之差，政府信息也经常被简化或僵化为空泛的会议报道、官员个人的一般性活动和政务活动，公众最关心的政务活动和会议中的实质性内容，却被遮盖和忽略，这些“新闻报道八股”已经成为制约政府科学运用新闻传媒的“瓶颈”。科学的政府议程设置能力是政府运用好新闻传媒的主要突破口。

三、政府应对、运用传媒机制创新

　　政府新闻学的出现，是政府与媒体由单一的线性关系向双向的互动关系的实现，引发双方关系的调节与适应。主要立足点是新闻传媒与政府从各自的职能出发，依据自身的规律运作，合作打造防止政府信息扭曲和失真的、公众认同的民主、开放的信息传播环境，这实质就是政府对新闻传媒运用机制创新的基础性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提高党政官员的媒介素养。最重要的是在法治的轨道下，按照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来科学运用新闻传媒的基本素养。《信息公开条例》是最基本的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政府对媒体的“应对”必须是在信息公开前提下的应对。同时，政府信息公开机制的建立，颠覆了传统信息传播与思维方式，需要政府对新闻传媒信息传播的特性有着比较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尤其要了解新闻信息传播不等于宣传，传媒运用同一般宣传不同，但又是与一般的宣传可以配合的有机系统的一部分。发挥新闻传媒的主动性和政府传播公关的主动性的前提是柔性运用传媒。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对新闻传播规律的尊重以及在这种条件下以平等和公开的姿态建立与新闻传媒的平行关系，发挥政府传播议程的主动性⑥，这就需要按照“三贴近”原则对传播的议程进行有效的规划和设计，使政府的议题对社会舆论感应敏锐、基本接近，让政府形象传播、政策传播获得与公众的亲和力。

　　其次，政府的议程设计要获得主动权，需要在完善新闻发布制度上下功夫。2003年以来，我国政府在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主要标志是过去用于外宣的新闻发布制度扩展到对内新闻传播，以及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确立和全面推行。这是对政府科学运用新闻传媒的一种制度性规范，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过去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在与新闻传媒和公众的信息交流和反馈中，获得对社会舆论的主动把握，使国家的政策和行政行为更加透明和公开。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实现政府与新闻传媒关系理性化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必要条件并不等于充分条件。

　　新闻发言人制度主观上是政府保障在媒介化社会中对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按照新闻传播规律进行舆论导向的一个重要途径；从客观上是民众通过传媒和政府公正地分享信息过程，是人民通过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和交流的一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