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共广播的精英意识与争取目标受众最大化之间的悖论

　　自里思开始，BBC的管理理念中就一直贯穿着一种精英主义的哲学前提，认为普通公众是需要进行教育、引导的，BBC需要满足观众“公平、告知、娱乐和教育”的需求，因此作为社会公器的广播电视就应该自由独立地创作和传播高雅文化。里思曾经对公共服务广播的使命概括为告知、教育和娱乐。在他看来，娱乐是处于最后位置的，而且，BBC的娱乐是用于教育听众的，是要提高公众品位的，无论是告知、教育还是娱乐，都是志在训导公众的⑧。

　　正是在这种精英主义的潜在原则指导下，BBC一直坚持奉行着“就节目质量（‘好’、‘坏’）竞争，而非观众人数（‘多’、‘少’）竞争”。然而，从上述BBC的基本原则中，“广泛需求”与“非观众人数竞争”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更进一步说，这种只竞争所谓的“节目质量”，而不争取观众人数的原则一方面体现了BBC精英文化的潜在前提，另一方面，这种“曲高和寡”的BBC节目是无法实现其“观众包括各阶级、各阶层、各社会团体的所有公民”⑨的。也就是说，所谓的高质量的追求与最广泛的需求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悖论。当一个媒体不顾及服务群体的最大化时，其如何实现满足“广泛需求”的公共性是值得质疑的。

　　另外，尽管长期以来公共广播都坚持着一种对于“质量”的不懈追求，然而如何定义质量却往往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最初强调的避免以某些人，或者某些群体的文化趣味作为唯一标准的想法，实践起来似乎有着相当大的难度⑩。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来说，其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需求和使用动机是不同的，而且，在现代社会中，公众的意见与观点逐渐趋向于多元化，所谓的“高质量”与“品位优雅”是相对的，很难就“什么是高质量”达成高度的一致，所以采取划一的高质量标准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从来都实现不了的。

　　⒉理论上的公共性与实际广播电视制度行政依附性的冲突

　　公共广播的悖论还表现在，从根源上看，公共领域的理念和媒体公共性的理念是公共广播思想的滥觞。在哈贝马斯（Habermas）看来，公共领域产生的基础是国家和社会的彻底分离，并且市民社会是作为政府的对应物建立起来的，这样，公共领域才能保持对国家政府的批判性。然而，在英国关于BBC的制度中，却普遍认为政府管制是维护广播独立性和社会责任感最好的保障。克劳福德委员会（The Crawford Committee）的报告曾经指出，只有在政府的批准下，BBC才能成为一个“为了国家利益服务的公共协会。”不可否认，政府的确是具有公共性的，但是政府并不能因此成为公共利益与公共话语的代表。恰恰相反，在缺乏批判与监督的社会语境下，政府却有可能成为公共利益与公共话语权的侵犯者。事实上，公共服务的思想不是天生与国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而是与公众、社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最大范围的公众的基础上，公共的内涵被看做实行民主的一系列的社会过程，也就是促进整个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过程中的平等和最大可能的参与。

　　那么，当公共性的张力空间需要靠国家机器来保障的时候，一旦这种以民主的最大化参与为特征的公共利益与国家政权发生冲突，广播电视的公共性、独立性是否存在就变得非常可疑。因此政府与广播电视机构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就成了导致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原则崩溃的一个直接的原因。由于BBC在国家-社会关系结构中并不是完全独立自由的，在体制上仍然常常受制于国家，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行政架构，因此它承担的角色是两可的。这也正是一面是政府指责BBC 太商业化，而另一面是公众又指责BBC太政治化的原因。所以，有关BBC的职责，就可以在政策规定中看到这样自相矛盾的表达：“广播电视管理机构负有双重职责：一方面，要保证广播电视工作者服务于公共利益，听取公众的意见，特别是在议会中表达的意见；另一方面，‘也要保护广播电视工作者，避免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不合理压力。’”

　　总而言之，在实际的制度操作层面上，BBC为了保障广播电视的公共性而依附国家力量，而这恰恰与其公共性的理论基础相悖而削弱了它的公共性。

　　三、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给公共广播带来了新的考验

　　从媒介与媒介之间形成的媒介空间来看，BBC面临着新的生态考验。

　　⒈商业化与全球化的冲击

　　非商业性是公共服务广播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英国政府对BBC的基本设计模式。然而，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不断冲击与洗刷过程中，BBC的“非商业”特征在最初奉行多年之后也日渐式微，直至处于被消减、甚至完全被取消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