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策划报道——过分追求效果体现媒体浮躁

记：几年前，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个案例，9位参加血液透析的尿毒症患者，因为无法承受高额的医疗费用，找到记者希望得到社会救助，记者担心如此批量的患者集体求助，报道后很难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于是策划了一则报道，《9位尿毒症患者投书本报集体要求安乐死》，这则报道后来的确引起广泛关注，也起到一定的社会效果。但是，作为知情人，谁能够把这则“策划”的报道拆穿，谁又忍心拆穿？面对这样一个记者主导的“善意”策划案例，您又怎么看呢？

蔡：这个例子其实和2002年3月北京多家媒体报道的“五胞胎”案例一样，媒体过度的“爱心”，不仅吸引了读者的广泛关注，甚至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奶粉生产企业也纷纷参与献爱心。后来，南方媒体站在截然不同的角度推出报道《揭开五胞胎生育之谜》，透露了一个让北京这些媒介颇为尴尬的信息：“五胞胎”是王翠英夫妇“盼儿心切”之下吃药所导致的结果，这个结果使北京的媒体遭到公众的质疑和批评。北京的这些记者说，他们报道“五胞胎”是出于善意，希望全社会来帮助这个贫困的家庭。但事实上这样的新闻报道很难保证效果如媒体所愿，甚至最终完全有可能变味。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报道，既然它有客观存在的事实，比如你刚才说，9个家庭很贫困的尿毒症患者，你完全可以如实报道，不一定非得让9位患者来听从你记者的“导演”去作秀。至于你所强调的效果，我认为过分地追求效果，实际上体现了媒体的一种浮躁。

我们国家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媒体竞争激烈，记者压力较大，在此情况下，一些媒体总是希望把新闻事件策划得越吸引读者越好，甚至不择手段，这显然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可能酿成很坏的恶果。虽然也有些策划可能暂时起到了一些良好的效果，甚至大家也觉得它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说错在了起点，那么就算赢在了终点，也是不光彩的。

关于策划过度——主流媒体应该肩负社会责任

记：这是不是就涉及到一个策划过度（或者说“包装”过度）的问题。但是，我同时注意到另一个方面，就是一些报道其实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或者说事实本身并不是很充分，但是一些报纸偏偏只就其一点进行过度挖掘，注重形式上的美观，比如版面语言高度统一、新闻标题高度统一，有人据此就认为，策划是一种技术的小道，而非思想的大道。在这个过程中，就涉及到对新闻价值的准确判断问题。从您对当下媒体观察，您认为目前的新闻报道策划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成长期呢还是在成熟期呢？

蔡：目前一些媒体只注重迎合读者而不注重引导公众，涉及社会生活领域的新闻策划报道显得有些过多过滥。但另一方面，对于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刻意义的领域，或者说涉及一些相对严肃的报道题材，媒体却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或者干脆避而绕行。这一方面是因为媒介受到的约束比较多，另一方面也是媒体自身的报道水平所限，比如每年“两会”新闻报道，就鲜有生动、感人的报道角度和方式。在这方面就很难说是过度的问题，恰恰是需要加强的，如何挖掘最具有价值的新闻内容？如何寻找最佳的报道角度？这都是需要创新的，而创新又是离不开策划的。比如策划一种新的报道方式，策划如何吸引读者参与，如何在互动中增加信息量等等。

新闻报道策划在我国各类新闻媒介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但如何把握好“度”，尤其是在新媒体层出不穷的新时期如何取得好的传播效果，还有待更多的探索。说到策划过度，文娱新闻、明星新闻或者社会案件等的报道，也是构成泛滥的一个方面，一些媒体在这方面显得不遗余力。

记：比如名人、明星去世的报道？

蔡：对，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类新闻不是不可以报道，但是没有必要那么大张旗鼓。这就涉及到我们讲的价值判断的问题。当然名人、明星有一定的报道价值，但是这些新闻放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看，是不是就是最重要的？是否值得媒体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是值得反思的。应该说，从公众切身利益和与国家发展更紧密相关的角度来讲，肯定有比这些新闻更重要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关注。

记：有一种说法叫“新闻娱乐化”，社会新闻娱乐化、经济新闻娱乐化，甚至国际新闻娱乐化，因为娱乐意味着潮流、意味着消费主体和活力人群，娱乐化是“市场卖点”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