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马利受马洛斯人类需要层次论的启发，从张思德、雷锋、焦裕禄时代的“強制阅读”，到电视、互联网出现后的受众“选择阅读”，将典型报道划分为可读、可信、触动、思索、激励、楷模、可学、社会影响（含“引导性、权威性、震撼力”）8个层次。（马利《构筑典型报道的金字塔》，《中国记者》2005年第3期）“社会影响”四字，是我加的，这样好记。马利与马洛斯的立足点相反，虽则考虑了受众需要，但视角主体基本上是媒体与新闻记者的，有的层次如触动、思索又转换为受众心理。总之，他的这个层次划分，在逻辑上，需要的主体存在传方、受方交错使用的矛盾，显然立足于中国媒体典型报道的传统方式。舆情反馈显示，媒体对熊宁的报道，也达到了马利“典型报道金字塔”层次的“楷模”、“引导性”、“震撼力”。

由熊宁亊迹所体现的五要素掂量，可以说，是个新闻价值含金量沉甸甸的亊儿。

没有公权力机构“有组织推广”，作为舆论工具的媒体，将熊宁这个倾向进步的蕴含人类需要层级颇高的“类的样本”报道得有声有色，深入人心，彰显了自己的“权威性”、公信力。其积极、主动、自觉体现社会主义办报宗旨的职业精神，较“不拨不动”、“不撞不响”、“奉命行亊”的“业内陋习”，显得可亲、可爱、可贵得多。

此外，网民在互联网上报道熊宁，评说熊宁，传播民间“学熊宁见行动”的亊实信息，其行为主体与传播流程已属“公民新闻”范畴。《三秦都市报》、《华商报》、《西安晚报》与网络互动，有选择的摘发“公民新闻”的作品，反映了纸质都市媒体在典型报道上对人民群众知情权、反映权、评议权、监督权的尊重，也体现了地方主流媒体引导舆论的“心有灵犀”与“当仁不让”。

上述种种足以说明，西安媒体在典型报道上的集体性自觉意识在大幅提升。

西安媒体报道熊宁亊迹的成功告诉我们，为典型报道“唱挽歌”的学术主张，屁股坐歪了，主要坐在所谓“公众人物”那里，似未从平民百姓的眼光反观“典型报道”。我看典型报道不会“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消亡”。中华民族从传说时代女娲、炎黄始祖，特别是《左传》、《史记》以来，传播的“类的样本”的信息没有间断过，怎么会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手里轻易“消失”呢？“类的样本”是人类社会行为方式的模式化，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不同民族民俗的多元文化存在，亊物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起作用，人以群分的不同“类的样本”就会存在，典型报道就会存在下去。“随着文明的发展”，典型报道的受众诉求、选择标准、时代气息、角度、模式、文风等等，肯定会发生变化。戴俊的报道，熊宁的报道，为当代媒体的典型报道开了个好头。

顺便说一句，西方不是没有典型报道，如“9.11”的亊件中的舍己救难者，伊拉克战争中的女兵林奇（假典型）、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