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和国际化

◎章永宏

回顾传播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论争，一直可以追溯到传播学引入国内之初。就本文所搜集到的材料，这一问题不仅困扰传播学研究，其他的社科门类如社会学、心理学，都碰到类似的问题。因此，本文所要阐述的观点，除着力于梳理传播学界的主流之外，亦参照临近学科的部分主张，以期对这一问题有较深的剖析。

　　什么是本土化？

　　本土化最早的提法是中国化。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兼中心主任余也鲁（讲座）教授，在1978年3月主办的第一次中国传播研讨会（香港）上作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认为 “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①。

　　孙旭培教授1997年也曾如此表述：“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目的，通俗地说，就是通过研究中国的传播历史和现状，为传播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贡献，使传播学不至于只是‘西方传播学’②。”

　　张国良先生干脆冠之以“中国传播学”的称谓，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中国传播学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具有‘专利权’的传播学”，如同“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一样③。

中国化的提法，实际上与本土化是一脉相承的。邵培仁认为，所谓传播学研究本土化，本身指的就是“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和“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这两种说法，基本上可以归纳目前中国传播学界的主要观点④。

　　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比如复旦大学的黄旦先生认为，本土化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因为理论本身是具有普适性的，一味强调中国的理论毫无意义。持类似疑问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的陈韬文，他在《论华人社会传播研究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处理》中指出，“关键的问题是传播理论是否真的可以中国化或者华人社会化？这是一个永远的梦想，还是有现实基础的理想？”他认为，所谓理论本土化实际上是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然更替演变；本土化也者，只是理论的社会对象或是社会条件转变的结果而已⑤。

　　理论本土化跟理论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本土理论，不管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都是有条件的。理论本土化的过程实在是检验、补充现有理论和创新理论的过程。长远来说，传播理论是内外理论修订、融合的结果，所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很难分清内外。

　　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本土化是植根于文化情境中，有种强迫性的“先天”特征。因为中国传播学者的世界观、宗教信仰、文化积淀、知识传承、社会背景等均是“中国化”的。所以，中国学者做出来的研究自然是本土化的。

　　在南京大学社会学者翟学伟看来，不宜提本土化，这容易造成歧义，一旦“化”，就意味着是将整个西方的理论在中国“化开去”，所以他偏好用本土研究。“应该提倡的是一种既不套也不化的方法，即学科性的自生性研究：要有确定的学科对象和范畴；要有自己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本土化应该是：在现代的、发展的、有学科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既不是在西方的那套体系上用西方的视角来看，也不是回到中国传统的学术思维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而是一方面全面了解西方有关学术思想，另一方面直接面对我们自己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重新进行思考和研究。⑥”

　　如果将视野放置到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肇始，不难发现，从19世纪开始的西学东渐之风，至今未曾止歇。台湾著名社会学教授叶启政的分析颇为深刻：本土化的问题，折射出的问题是“反映整个中华文化在西化过程中谋求调适所面临的困难”。

　　最早的学者的西化研究取向：第一，学术圈中被认定的知识，绝大部分适合中国本土的东西一向所缺乏，乃西方特有的。第二，救亡图存的国家集体意识，压过文化本土认同意识，成为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凸显的主导集体意识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