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移植式的本土化在学术界的地位很低，因为当中缺乏创新，那只是重复应用。第二种修订式或是补充式的理论本土化其实很重要，因为它带有创新的意义，同时发生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第三种创新式本土化是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它不但是理论的开拓，也会为本土研究社群带来最大的认同。

笔者认为，研究路径固然重要，不管是探讨最终的理想目标，还是具体的研究取向，都不应该忽略其背后的原因。在我看来，目前的传播学研究呈现出的多元、本土倾向，从另一角度看，恰恰是零散和泛化特征。探讨其宏观原因，至少有以下四条：

第一，学术紧紧依附于政治和经济权威之下，缺乏独立自主的性格。比方说，报酬与学术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西方学术体系的理想化传统，使其一直具有保持“价值自由”和“利益自由”的强烈愿望，因而提供了一定的独立空间。

　　第二，社会结构的转型，问题丛生，政府、企业和传播界需要专业人才的参与。真正的学术被边缘化。

第三， 机构的财政支持，使得基础性学术研究受到冷遇，而重视工具技术和实用成为主流。

第四， 长期与西方传播学界的亦步亦趋，使得传播学界缺乏原创的动力。

　　以上原因不独存在于传播学界，在其他学科一样如此。社会学作为传播学的主要源头，其在中国的发展历经百年，仍难形成自己的体系。翟学伟在《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一书中明确指出，我们需要“一方面全面了解西方有关学术思想，另一方面直接面对我们自己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重新进行思考和研究”。我们的学术取向应该是一种“学科性的自生性研究”：一是要有确定的学科对象和范畴；二是要有自己的理论、概念和方法⑩。

　　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

　　关于国际化的提法，有很多近义词。如西方化、全球化、世界化等等。在当代，全球化用得较多，这是多少有点含混的词汇。但是媒介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确实将人类社会的时空阻隔缩小了很多。

　　笔者认为，这些概念之间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异的。比如，对应于本土化的概念是外来化，以中国为中心的更加明确的称谓就是西化。这一进程始于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的冲击和渗透，其核心是现代化。全球化的提出，将这种具有内在冲突的趋势淡化了，更强调多元化和共存性。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本土化的发展应该突破“本土契合性”的局部视野，将目标定得更高一些：就是能够用一种不同的知识体系，来丰富人类的整体文明。

　　这就提出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一面是本土化，强调中国特色，一面是全球化趋势，必须融入世界，如何平衡二者？

　　陈韬文认为，解决本土研究与国际学术之间的张力是发展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方法是，把提问加以理论化，它的国际相关性就会加强，较易为人所理解和接受。要使提问的意义更能超越地方背景的限制，在国际学术找到对应的位置。只有理论的处理，本土传播研究才可以跟世界学术对话、竞争、互补和融合。当代传播学界较有名的研究，好像“知沟”、“议题设定”、“两级传播”等都是以美国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为研究背景。为什么它们的“卑微”背景没有妨碍这些研究在世界扬名，当中的关键值得我们思考。

　　无论我们是否接受，传播学术是以美国为中心。在美国，学者们不用讨论本土化的问题，对他们而言，本土就是国际，一切非以美国作为对象的研究都被美国同行归类为“国际传播”，这当中反映出美国学术界的自我中心和盲点。这种倾向在当代美国传播学界也开始反思。

　　对于理论的总结，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开展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可以对理论的条件性或有更充分的了解，甚至发展出自身的概念体系。

　　在本土化的视野中，我们对西方传播学的态度一直是比较暧昧的。至今仍未摆脱从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学术倾向，在具体的研究中，或是对西方传播学照单全收，或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是这体用之分到现在未有明确。

　　在全球化面前，我们学者更多担心的还是被淹没和吞并的危机。但笔者认为，这一点是没有必要的。就文化本身的传播规律来看，近代以来，欧美一直都处于文化中心区，而中国处于文化边陲区，这就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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