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自19世纪开始的向国外学习、借鉴的学术研究方式，现在依然盛行。而国内学者圈所表现出的民族情绪仍然强烈。比如，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突破西方意识形态一类的说法仍屡见不鲜。

　　邵培仁先生认为，中国化的传播学研究，基本上以古为主、以今为辅，致力于中国文化中传播理念和传播智慧的展现和弘扬；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基本上是以今为主、以古为辅，着力于中国当代传播活动中现象的分析和问题的解决。它们虽各有侧重，互相包容⑧。

本土化研究的路径

　　谁也不会否认，本土化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现在中国传播学研究基本上是以西方特别是以美国的概念、理论、方法作为分析的手段和工具。对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

比如，武汉大学梅琼林教授认为，传播学是分两个层次的：从科学的立场来看，传播学有自身的规律，不必“本土化”，是有普遍解释意义的科学。但是从人文主义的视角来看，传播学由人来进行研究人的传播，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方法、规律。所谓“本土化”就是强调这一面。一句话，传播学研究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科学。

　　在他看来，当前的国内传播学研究有“玄化”特征，即玄虚和晦涩，即充满了西方式的概念和模式。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可取的。与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所定的16字方针——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是背道而驰的。

他认为，本土化的出路，恰恰在于我们能否将分别诞生于美国和欧洲的传统学派和批判学派的特点与中国本土的传播现象结合起来，为我所用。在研究方法上，传播学研究可以把行政取向与批判取向、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进行融合，具体地说，就是要注意心理、社会、文化三重效果的结合⑨。

　　张国良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即他所谓的“拿来主义”。即借鉴世界前沿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探索本土传播学研究的特色。比如，前几年他所开展的议程设置理论、涵化理论、把关理论等等，便是这样的路子。虽然，这其中也有一些争议，比如所谓的“不言自明说”、“国情不同说”等。针对这些，张国良的解释是：实践还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换言之，要么是中国的实际能够修正国外的理论，要么是国外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的现象，此二者都是产生“中国特色传播理论”的渠道。

　　坚持从一开始就走独立自主道路的也有不少。就是从传统、历史的角度展开研究。余也鲁就深信，“研究中国的传播理论从历史着手是一个十分有用的途径。”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戴元光等主编的《中国传播学术思想史》都是这方面的重要尝试。对这类研究，张国良先生的评价是：有必要，有价值，但容易零碎，难以形成系统的抽象理论。

　　对于从中国本土已有的思想资源和国情出发进行的研究，邵培仁做过总结，主要有：

　　⑴纵向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的研究。中国传播断代史和一部中国传播思想史。

　　⑵横向的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问题的研究。

　　⑶从中国具体国情和传播实际出发所进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

　　关于传播学研究路径，陈韬文曾撰文总结出3种方式：

　　一是简单的移植，把外来的理论直接应用在本土社会。这是传播理论本土化必经的一步，是学术本土化的初级阶段。

　　二是指因为本土社会的特殊性而对外来理论作出补充、修订或否定。由于相关条件的改变，原有理论必然有所修订。比如，媒介专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对既定权利结构有维护作用，有时被视做“保守”力量的一部分。放到社会主义，媒介专业主义或有利于权力的多元化，具有解放的“进步”意义。

　　第三种是建于本土社会的原创理论。这种新理论的出现有两个可能性：一是在本地社会有其独特性，因而引发新的理论建构。二是有关的社会现象并非独特，其实同样存在于其他国家，只不过是其他地方的同行视若无睹，没有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