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点透视法与社群形象的传媒再现

◎王笑笑

在高度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群体作用的发生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传媒。社会群体的传媒形象（以下简称社群形象）的建立就直接影响着社会群体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的发挥。然而，由于信息传递和加工过程中诸多因素尤其是主观性因素的介入，传媒建立起的社群形象与客观现实中社群“源像”总是会存在一些偏差。如何减少这种偏差，尽量为受众提供更为真实的社会群体传媒形象，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形象的本源考察，形象这一概念最初是指对现实的某种视觉性表述①，无论通过各种方式再现或塑造的形象，都应以视觉表意和视觉感知为基础，因此视觉表意系统中的原理和方法对于社群传媒形象的建立应当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社群形象传播的信源和信宿来考察，社会群体本身的复杂性要求传媒从多个视角对社会群体进行反映，而当代中国受众的审美趋向也排斥单向度的、扁平化的形象，要求社群传媒形象具备整体上的真实感。这种注重多视角观察、强调整体真实的塑形方式，与中国绘画艺术中的散点透视法具有本质上的共通之处。因此，从理论上而言，散点透视法对于建立社群传媒形象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而从传媒实践来考察，这种散点透视的手法在群体形象传播的各个环节也都有体现。

　　一、散点透视法与传播内容多样化

　　构建某个社会群体的传媒形象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散点透视法的实践首先需要从宏观层面来进行，亦即从传媒文本总量的角度出发考量。而这种宏观层面的散点透视，关键在于传媒在其传播内容的选取和加工上需具备全局和整体的观念。

　　⒈散点取材法

　　在组织传播内容时，传媒应当采取散点取材法，以多维度的信息内容来构建丰满的群体形象。在相对较长时期和较大范围内，传媒应通过共时态与历时态两种维度的多个事件、人物或现象来构建群体形象。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或空间范围内，针对同一事件、人物或现象而言，散点透视法又要求传媒选取来自不同方面的事实和意见来构建群体形象。

　　群体形象是“类形象”，而非个体形象，群体形象是对同类个体形象中相一致的本质的感觉表象的抽象与归纳，是超越群体中的任何个体的知觉和表象特征的，因此必须采用散点取材法选择多个个体来构建群体形象，否则就容易以偏概全，产生认识偏差。2004年媒体对大学的“妖魔化”报道就导致了这种认识偏差的产生。根据对2004年媒体报道的抽样调查，当年有关大学生的报道以负面报道为主，达到了52.5%的比例，而对女大学生的负面报道比例更是达到76.2%之高②。对大学生群体中发生的个别不良现象进行大肆炒作，使大学生群体的媒体形象与客观世界中的现实形象严重不符，导致社会对这个朝气蓬勃群体的认识发生不良偏移。

　　群体构成越是复杂分散，越需要采用散点取材法进行形象构建。例如，作为成员数量大、分布散且群体边界模糊的非组织性群体，弱势群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弱势群体是范围较大的概念，我们如果将它作为一个一级社会群体，那么其下就包括城市下岗职工、老弱病残者、儿童、农民工、农民、退休人员等多个二级群体。传媒对弱势群体进行形象构建时，不仅需要选取多个个体形象进行展现，尤其应注意各个二级群体的形象是否得到呈现，并且是否每个二级群体的形象都采取散点取材法进行展现。在目前传媒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中，较重视成为社会热点的农民工问题以及儿童问题，而对于相对“冷却”的下岗职工问题则反映较少。对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报纸的抽样分析显示，《京华时报》关于下岗职工议题的报道为零，《新民晚报》则仅有一篇，而同期以农民工为议题的报道分别达到76篇和53篇③。显然，这一时期这两个媒体不仅没能采取散点取材法构建下岗职工群体的形象，更是在构建整个弱势群体传媒形象时缺少了重要的一“点”，容易使这一问题被淡化和忽略，从而导致对于弱势群体形象的认识偏差。

同时，群体形象的复杂性不仅仅由于其静态形象复杂，更由于它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其动态形象更具备复杂性。以农民群体为例，建国后中国农民的形象就经历了从个体劳动者到集体生产者、从集体生产者到独立生产经营者的系列转变。因此，在进行散点取材时，不仅要选择共时态层面的多个“点”进行反映，还需要向历时态维度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