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造成多方面的伤害。中央新闻媒体直接参与制造“学术明星”，造成的伤害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中国新闻媒体的悲哀，是中国学术研究的悲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的悲哀。首先，对被随意拔高者的伤害。传播学一个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大众媒体，有一种“社会地位赋予”功能，著名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对此多有论述。当一个人上了新闻媒体，本来不出名者也出名了。这种“社会地位”的“赋予”，对一个人的健康成长、潜力发挥、业绩取得，都有鞭策作用。但当新闻媒体制造“明星”时，则超过“赋予”而是“拔高”了。窃以为，此时则会对被随意拔高者造成伤害。《后汉书》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王安石《送陈升之序》的“君子恶名之溢于实”以及其他人在这方面的论述，不能说不是付出沉痛代价后历史人物的感受与历史经验的总结。即人们对于名不副实、名超于实，是反感的、讨厌的。当代学界泰斗季羡林拒绝接受大师的桂冠，同样是学界泰斗的钱钟书低调做人，在他们心中有无对“名之溢于实”的厌恶，很是耐人猜测；正是他们没有被拔高而维持的本真，赢得了人们更高一级的尊重；于丹一再表明：“不希望有过多的褒义词（将自己）糊满”，“让我做一个真实的人”，这可以说是一个学者面对桂冠的明智选择与她在“盛名之下”的内心不安。不仅学者如此，连一般受众也对此产生逆反心理，从而影响到被随意拔高者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其次，使新闻媒体的声誉受到戕残，对新闻媒体的运作造成伤害。说实在的，央视“百家讲坛”推出了不少好的节目，在观众中留下深刻印象：阎崇年、毛佩琦、钱文忠、孙立群、王立群的严谨，刘心武研究角度的新奇，易中天、于丹的通俗，马未都的诙谐，使象牙塔里的文化走到亿万群众之中，央视 “百家讲坛”的策划是可书可赞的。但在众多人对“名不副实”的厌恶下，“百家讲坛”滥用“象征”“符号”以及对于丹的随意抬高，使自身的声誉受到戕残。吾观之，新闻媒体的随意拔高，与假新闻对自身所带来的伤害没有什么区别。1958年报道亩产1000斤、2000斤时，人们还相信，等报道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时，人们就骂开了，这不是新闻媒体在作践自己？“百家讲坛”要在今后健康地运作自身，就应改变这种不妥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