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人可能说，于丹作为“符号”，仅仅指的是文化的一种“现象”而不是泛指文化，仅仅用于当今中国“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所有文化现象，这还不行吗？可以明确回答，用“符号”肯定是不妥的，前文已述，在此不想赘言。在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文化现象”主要有些什么？而“当今中国”的文化现象指的什么？她能与“当今中国”哪一种文化现象的符号搭上界？

“文化现象”的外延是相当宽泛的。广义的文化现象，恐怕囊括人类社会一切有影响的外在性表现。仅就狭义而言，也指精神生产能力、精神产品等方面有影响的外在性表现。那么，“百家讲坛”所说的“文化现象”，指的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退一步讲，即使指狭义的文化现象，而这种现象就有文化传播、文化变迁、文化冲突、文化精神、文化模式、文化整合、文化遗传、文化运动、文化创新、文化改革诸多方面的外在性表现。例如秦始皇在统一大业中，包括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车同轨等等，秦始皇莫大功劳引发的是文化变迁、文化整合现象，对此，有谁说过他是我国这一文化现象的“符号”？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的史学体例，一直影响后来的二十四史并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学有着巨大的开创之功，他引发的是文化创新现象，又有谁将其称为这一文化现象的“符号”？不知“百家讲坛”所说的“文化现象”指的哪一种？是上述所列的，抑或还指别的什么？于丹是否有超过上述人物之处？如果真的超过，能否一定就是“符号”？又是哪种文化现象的“符号”？

也会有人说，于丹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还不应该作为一个“符号”？窃以为，恐怕也不行！过端阳节以纪念屈原的传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是体现了一种文化精神的文化现象，而且千百年来被人们所公认，其影响早已超出国门，到了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你说影响大不大？人们可以编剧、写书、修庙、进香、举行仪式来纪念，然而并未给屈原、孟姜女奉送“符号”。于丹是有影响的，但还远远没有到编剧、写书、修庙、进香、举行仪式来纪念的地步。即使到了，也未必能送她一个“符号”的。

在此必须一提的是，“百家讲坛”在“文化现象”前，还冠以“当今中国”二字，意即不包括地域性的、临时性的，而是专指在当今能够保持一个时期、并覆盖或基本覆盖全国的文化现象。那么，这个保持一个时期并覆盖全国的文化现象，又指的什么？如果连这些都弄不清，其“符号”所代表的是什么，恐怕只有天知道！窃以为，文化现象尤其冠有“当今中国”的文化现象，起码应该具备内质的特殊性、时间的持续性、全国的普遍认同性。改革开放是“当今中国”的文化“现象”而且是“一种”，改革开放引发的全国人民观念的更新与社会风气的变化，是“当今中国”精神领域的文化“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没有听说亿万参与者中，谁是“当今中国”这一文化现象的“象征”、“符号”，即使功绩彪炳青史者也没有这样的桂冠。再往小一点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问世，不仅对我国出版印刷业，而且对办公自动化、对信息传播乃至对整个文化发展的促成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可谓“当今中国”的文化“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没有听说有人包括贡献巨大的王选教授在内，获得了“当今中国”这一文化现象的“象征”、“符号”的殊荣。就目前而论，很难有谁能承当起“当今中国”无论哪一种文化现象“符号”的。于丹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只不过激起了人数空前的赞同，书籍销售创出800万册的新纪录，可以说是带有自己某些见解，掀起一定时段、一定受众范围、一定程度的《论语》热、《庄子》热，连中国古代“经典热”都够不上，岂能与“当今中国”的无论哪种文化现象的符号搭上界？

（三）

将“象征”、“符号”加在于丹头上的，不是普通观众，也不是主持人张越，而是“百家讲坛”的解说词。普通观众即使喊声“于丹万岁”也没有什么，主持人即使脱口而出地拔高一下于丹，也只是个小小失误。解说词中这样说，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不敢武断地说是代表中央电视台，起码代表“百家讲坛”的态度与看法。

“百家讲坛”这样做，至少有如下负面作用：

其一，在受众中造成误导。其主要表现是，将一部古代经典庸俗化了。受众中竟然有不少人提出：下岗了，或是孩子吸毒了，或是癌症晚期了等等，在《论语》（包括《庄子》）中有什么解决方法的问题，而不是领会古代经典的实质。这样的结果，客观上毁坏了学习古代经典的学风，这恐怕是广大受众、《论语》（包括《庄子》）的撰写者与研究者包括于丹在内，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在此还应提出的是，一种文化的标志是多方面的，仅从文化人这个角度，应是最能代表这种文化最高水平的人物，才能胜任其“象征”、其“符号”一类的名号。如果降低标准，随意选用代表人物，就会相应地降低这一文化的总体水平。这样,受众所理解的我国文化的“灿烂辉煌、源远流长”,与实际的“灿烂辉煌、源远流长”在含金量上会有不小的区别。显然上述做法，会使受众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中国文化现象，产生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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