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那你们有没有什么经验，比如一些成功的做法可以分享？

杨：现在我们在奖励机制上，就是鼓励大家深入基层写好稿。我们对来自农村的、来自基层一线的稿件，打分的时候就有所倾斜，稿件打分直接跟收入挂钩，通过这样的措施鼓励大家多写“三贴近”的稿子，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曾：您认为有什么方法能让《甘肃日报》这些党报保持可持续发展？

杨：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政策。因为我们报纸运行了半个世纪，确实不缺办报的人才。然后是经济实力，这个非常重要。一份报纸想做大做强，这个是不可或缺的。像我们的报纸版面很紧张，照顾两头很困难。但如果增加几个版，像南方的报纸一样分A、B叠，我就拿前面的版面来照顾领导，其他的版我还有其他看头。但如果只有4个版、8个版，你只能做这么大的文章，只能放这么多东西，你就难以做大做强。为什么尤其要强调政策呢？因为政策是跟领导联系在一起的。各省的领导要求不一样，我们各省总编有一次开会碰头的时候，《福建日报》说他们曾经发过10000多字的消息，一把手的讲话全部放进去。所以关键还是领导、还是政策。还有就是经济实力。政策不宽松，你很难办好。不是我们办不好或者不想办好，也要看外部条件。

曾：我也研究过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如果让《纽约时报》到兰州来办，恐怕也是寸步难行。

杨：那的确办不成。客观条件、市场环境不一样。经济实力制约了它的生存发展。你投入再多也只有这么大产出。这种海拔高度只能生长这种植物。

曾：从某种程度而言，西部欠发达地区党报改革比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党报改革更艰难。

杨：的确是这样，这里工资待遇比较低，管得又比较死，施展才干的空间也比较小，自选动作很少，很难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