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HT: 20pt; TEXT-ALIGN: left;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line-height-rule: exactly" align=left>戴：我们抽样。我们每个月都花很多钱请调查公司给我们调查，虽然《广州日报》目前的利润情况很好，但在建设方面我们舍得投入，这不是一般报纸能够做得到的。因为我很清楚，要是我让我自己的员工去做调查，他肯定回来跟我说好话，是吧？我让不同部门的人去调查，不同部门都说自己的部门好，指责协作的那一方不到位，这是人之常情。所以我宁愿花钱，到外面请跟报社完全没关系的人来调查。每次调查都得花不少钱，大概一个小规模的调查得花二三十万元。去年我们用于调研咨询的费用就是好几百万元，超过五百万元。花来的效果就是发行量的上升，而且我们发行量上升连带的是成本要增加。从去年到现在，发行量增加那么多，我们实际增加的成本已经超过一个亿。
曾：如果没有市场，没有消费者的认同，党报的喉舌功能也难以发挥。
戴：这个道理是最简单的，其实大家都清楚。所以我们这代人如果真的要对社会负责任的话，应该好好地反思，从哲学上、从思想上、从一种思想体系上去好好反思。因此我觉得从大问题上来说，首先把标准搞清楚，然后再谈什么是党报，什么不是党报。
曾：更新党报的办报理念，突破一些条条框框，走出一条市场经济条件下党报发展的新路子，这实际上就是党报的改革创新，而且我认为是全方位的改革创新。从1996年报业集团成立到现在11年，《广州日报》探索的道路，从实践看来还是比较成功，业界学界大家都认同这一点。但有人评价说《广州日报》这种发展路径有它的特殊性，就是说国内的其它党报难以模仿、不可复制，你认为这种评价是不是有道理？
戴：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要有分析地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我们所处的地域，岭南文化的特色，它具有一种包容性，近代史上许多知名的革新式的人物和国民革命式的人物，大都出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域的文化确实有它的特色。所以办报纸发表一些新的观点，或者不用那么拘泥于传统观念，可以稍微放开一点，高层领导和社会环境都不会过多地来指责你。这给了我们相对于其它地区比较宽松的一个文化氛围。但同时有另一个方面，我认为内地的报人过于拘谨，不敢创新，就是受制于一种传统体制，拘泥于固有的思想，这成为一种文化上的基因了，做什么事自己脑子里实际上总是有框框，不敢突破。总是认为如果突破了框框，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么？
曾：思想观念不能与时俱进，必然会落后于发展变化的时代。
戴：必然会落后，而且你不能变化地看待问题。但是反过来，如果一点儿都没有政治观念，只要好看，觉得他是个人物，管他说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能采访上就登。那你肯定不对，你这样办报去办一张同仁报可以，办党报绝对不行。比如说，处理重大的政治案件的时候，你就不能用太书生气的方法去处理，但这些东西，你烂熟于胸以后，你总能找到办法，妥善地去解决它。
三、党报领导要有改革创新意识
曾：我上次去《深圳特区报》做访谈，老社长吴松营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这是一种责任感，是一种报人特别是作为党报的负责人，所应该具有的一种责任感。
戴：对，应该有这种责任感，而且不是拿党的事业和个人的前途去做赌注。但你有一个目标，我要解决问题，而不是坐以待毙。我们新闻界的领导，如果普遍地都有这种思想，我们新闻事业、党报的事业肯定会发展，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都不会说承受不了。
曾：党报的领导要有改革创新意识。
戴：对，要有这种意识。而且党委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能不能给这种有创新意识、总体来说是听党的招呼的同志，在他们犯了一点小错误的时候，减点压，宽容他们、保护他们，当然要批评、要教育，但最终不是采取一种异己分子的态度把他们清除出去。我觉得这些年我们党、我们中央，在这方面做得越来越好，倒是报人自己的惰性非常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真的不应该把责任都推给党委和政府，好像是他们的清规戒律太多，这就太片面了。
[上一页] [下一页] 1 2 3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