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繁荣农村经济，联合厂商，维护市场，服务农民。权益保护和能力建设是农民的两大核心需求，而农民的能力建设对新农村建设来说更是成败的关键。被称为“新农村建设”之父的林毅夫教授，当年之所以提出建设新农村，就是看中了农村市场对我国过剩的工业产品巨大的消费能力。这种把“新农村”当成客体的观点值得商榷，但农村市场对农民、企业和政府的意义确实非同小可。作为农村媒体，关注大农业（从横向来说包括农、林、牧、副、渔，从纵向来说包括肥、药、苗、料等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发展，是天经地义的责任，因为农业毕竟还是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某些产业还具有不错的利润。从新闻内容上来说，除上述领域我们应该关注外，与大农业有关的食品安全、土地、道路、水利、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等问题都值得我们去重点关注。

然而农民不仅需要农资产品，还需要家电、电脑、摩托车、日用品、通信产品、医疗服务、药品、金融和保险服务、技能培训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品，这些领域的题材也应纳入我们的报道视野。

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媒体对上述题材的报道，要尽可能从有利于农民能力建设的角度去处理，包括农民对知识技术的掌握，对信息服务的接收，对市场产业的判断，向外界寻求帮助与支持，跟他人沟通与合作的能力等。

为工商产品等进入农村和农民选择生活、生产用品牵线搭桥，既是农村媒体的责任和优势所在，也是农村媒体的机会和前途所系。

履责就是打造影响力的过程

上述三个方面是农村媒体的主要责任，农村媒体履行上述责任的过程，也就是有所作为打造影响力的过程。

对于承担第一个责任，“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南方农村报》联合中国“三农”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搭建了一个决策参考性质的公共平台，凝聚在政策层面和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媒体精英等，形成对某些最重大、最紧迫、最普遍的问题的共识，推动农村政策、法律的出台或调整。论坛从2005年9月开始举办，已经办了两届，第一届的主题是“后农业税时代如何建设新农村”，第二届的主题是“农民合作组织与新农村建设”，今年是第三届，主题是“农民权益保护与新农村建设”，将于11月在武汉举行。

在参与社会方面，《南方农村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与广东4个村委会及当地政府合作的“共建新农村—南农实验”，于2006年4月正式启动，吸引了一大批高校老师、大学生、企业家和NGO成员及社会志愿者参与，实验试图探索在广东这样一个经济较内地发达的地区，如何利用本地丰富的经济与社会资源，以外部资源投入为契机，推动农民充分参与，自主自为，从而促进农村社区公民社会的成长。

论坛对某些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并为社会各界普遍接受，实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形成了一套可以复制的理念和方法，两个活动不仅在“三农”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城市主流社会人群中也引起了关注，已成为《南方农村报》向社会精英和高端人群推广的名片，初步树立了《南方农村报》的品牌。

此外，“南方县域经济论坛”“中国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评选”和“小草助学行动”等，扩大了《南方农村报》在县级决策层和城市爱农支农人群等主流社会中的影响。

第二个责任。从上世纪末《南方农村报》启动新闻改革后，就一直把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新闻的首要选题，推动问题的解决，并在推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倡导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全能政府的转型。上面提到的当前中国农村的主要问题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在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农民仅有的生存资源最易受侵犯和基本权益最难保障。《南方农村报》关注这些问题的报道大都表现为批评报道，推动了大量现实问题的解决，已成为《南方农村报》的拳头产品和新闻品牌，在广东农民中享有盛誉，让《南方农村报》获得了“农民代言人”的地位。特别是在村民自治、农村土地和农村税费改革等领域，《南方农村报》长期关注一以贯之作了大量的报道，在推动政策落实和制度变革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民权益的保障情况应会有所好转，而农民福利（合作医疗、社会保障、人际关怀、居住环境、文化活动等）的改善问题则会成为难点，这个问题不如权益问题那么是非分明，需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作综合考量，要求媒体更具建设性，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