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利抛却现实社会的烦恼，将自己和自己的工作看做是一个更大、更快乐的整体的一部分。性格和身体的缺陷没有使之丧失对传播的信心，现代传播技术运用方面的张力和矛盾，也没有改变他的乐观主义态度。

某种程度上，库利更喜欢谈论传播的演变和理想，谈论传播的“应然”状态和道德力量。他在思想的王国里喜欢沉湎于想象，对于现实社会中的传播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或总是试图绕回到他对于社会进步的固有信念上。1926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时代的新事物就是表现肤浅思想和感情的手段通过便宜的印刷、电影和广播等大量增长，（也许）肤浅的生活比起以往更加显眼，它也更多样化，而且不那么混乱……我们的精神生活比起我们的祖先更富有活力，更丰富多彩，也更广泛统一，但也可能缺乏更深刻的沟通，也缺乏安宁。但我们认为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缺乏应付生活中更大问题的能力。”

　在传播思想史中，库利往往被看做是唯我论的代表，因为他把社会互动最终归结个人之间的想象，也因为在他那里，思想能够完全脱离肉体而畅游，而达至顶峰。库利喜欢使用“距离”“活生生的有机体”“接触”等语词，但在他那里，就像“物的传播”之于“思想的传播”一样，身体本身作为载体却不一定具有优越性。他认为，在社会生活中，“感性的存在并非必然具有首要的地位”，他甚至责备庸俗唯物主义把人变成“一堆肉”，即对人的认识仅只停留于“饮食男女”的层次。

　他珍爱他自己的沉思，也特别关注“人们的相互想象”，后者甚而上升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有些场合下，比如在“书信、文学和想象”中，一个人的思想可能是“更加真实的存在”，因为身体的不在场并没有妨碍思想的传播与交流。一个朋友的面孔和其他符号没有区别，但“它启动了一连串的思绪，把亲密经验中的帘子拉开。他的在场并不是他压在身边椅子里的肉体，而是围绕着他的符号的一连串思绪。”

　现存的传播系统决定着环境的范围；社会变革的进程以人类的模仿、想象、同情等“心灵沟通”要素为基础；传播媒介通过改变人的心智而改变社会、文化和人的行为，如此等等，库利是第一个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解释的人。这也使得人们能够不那么计较他远离身体、远离社会现实、远离传播媒介发展矛盾的事实，而赞叹他“坐在书斋的安乐椅上推进社会科学”的独特贡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科学方法测量、检验传播效果的路径成为传播学中的主流趋势，库利因为在实证研究方面毫无建树而被遗忘，他的思想也受到冷落。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的自我与社会、小群体传播以及关于社会过程和社会制度的分析，又重新成为传播领域的研究对象。

　第一次是在上世纪60年代，第二次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起，被誉为 “网络社会的理论先行者”的麦克卢汉在传播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以其奇妙之笔，描述传播技术给现代人带来的“信息”以外的“信息”——社会、文化、感觉和精神上的渗透与颠覆，由此引发人们再次深究库利在传播思想史上的深刻意义，尽管两人的学术旨趣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