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后，在几乎所有关于传播学基本问题的著作中，在人们所列举的形形色色的“传播”定义——据说总数达到百余个——中，总能看见库利的这个典型定义。它作为传播“关系说”的代表，与传播“共享说”、传播“信息说”和传播“影响说”等类别的定义相并列，在延续至今的传播学发展中，得到了反复的阐述和论证。

　库利对“传播”的关注，经历了从“物的传播”向“精神的传播”的转换，而其背景是新的传播媒介对于传统的时空观念、思想风气社会化进程的影响。换言之，现代传播这个机制是双重的：精神传播和物质传播。其中，精神传播是社会事务的真正施动者，与此相关的是符号和一切保留与运载符号的装置。这样，传播领域就既包括面貌、态度、姿势、音调、词语、文字，也包括印刷、铁路、电报、电话、以及后来的广播、电视等。现代传播世界导致了心智的根本变化，使精神处于运动之中，使“传播”这一古老的问题变得宏大而又哀婉起来。

　更确切地说，从19世纪中叶出现的电报开始，每一种新的媒介的出现都引发起它们对于社会生活意义的思考，引发人们的心理、感知和心智方面的变化。库利赋予“精神的传播”或“心灵的传播”以重要性，由此又反观到现代社会“物的传播”和“精神的传播”之间的吻合之处。他苦思冥想，重视“传播”的两种含义：既是思想上的交往，又是距离的消除。两种含义都能够绕开人的肉体，突出心灵的超常力量。日益增长的、缺失人体在场的交流，并不使他感到可惜；他拥抱生活中的幻象，一任脱离肉体的思想纵横驰骋，这或多或少与他自己的境遇有着一致之处。

二

　库利在现实中刻意避开生活琐事和日常人际交往的烦扰，思想上却不可遏止地追求平衡和总体性。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性格中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压抑因素，这就是要求在我的思想和所做的事情中有匀称性和完整性。我不能在零散的事物上保持兴趣，即使很重大的事情。我必须把它们和整体联系起来。要么我就干脆不理会它们。一种分裂的感觉会让我长久不得安宁，十分不适。”

　库利1892年开始在密歇根大学任教，1907年获得教授职位。他一生中写过三部主要著作，目的都在于将部分与整体有机结合起来，而传播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或核心部分。《人性和社会秩序》（1902）是其中的第一本，讨论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库利研究社会问题，走的不是对社会做深入调查的路子，而是在书斋里思考、反省，与其他思想家进行精神交流，或蜗居在家中观察他的三个孩子的行为举止，看他们如何学会使用“我”的主格、宾格、所有格和物主代词。他提出了著名的“镜中自我”的思想：自我只有通过与他人的不断交往才能形成，想象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的自我形象是由他人对我们的想象形成的；我们在想象中得知别人对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到这些想象的影响。反之亦然。他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是： “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

　库利的第二部主要著作是《社会组织》（1909年）。在这本著作中，他论证了大众传媒对于连结社会的作用；也是在这一著作中，与其悲观性格相反的乌托邦式的传播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传播被赋予社会革命、社会民主的期望，或者传播发挥着类似于新教中的“新千年主义”的作用，成为实现人类社会新的融合和新的共同体的工具。另一方面，业已开始的“个性研究”在这里通过“首属群体”概念的阐述而得以继续，如果说“镜中自我”是描述基本的人类社会关系的概念，那么“首属群体”作为其逻辑延伸，则是一切社会组织的基本元素，或小群体传播的开始。

　库利的核心思想是相信人类社会的持久进步，相信传播是这一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个过程始于家庭、朋友、学校等“首属群体”，经过新的传播工具的不断推进和改善，最后“有可能使得社会的组织越来越依靠人们的才能，信息和同情，而不是去依靠权威、等级制度的惯例。它们意味着自由、远见和无限的可能性。”

　库利的第三部主要著作是《社会过程》（1918），前述关于“传播”的著名定义的基本思想就见之于此。这里继续展开着整体与部分、社会与个人“互动”的思想，即：个人如何存在于群体之中，群体又如何存在于个体之中？因此，重要的不是无休止地争论个人与社会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是强调对立面的有机连接，而作为构成社会关系的机制，进而作为维系社会的重要工具，传播之于个人，是获得人性的土壤，也是学习的唯一方式。

　在总的方面，库利虽然深居简出，但却密切关注19世纪的工业化、都市化和移民运动对于社会的影响。在这个时候，传播越来越使地理因素变得无关紧要，为跨越种种障碍提供了无限可能。库利从将传播看做是社会以及社会关系的基本要素，进而走到将传播看做是一种解放的力量，甚至赋予传播一种赎罪功能，认为它在整体上能够成为恢复普遍道义和政治民主的工具。他满怀信心地写道：“新的传播宛若朝阳，普照世界，唤醒我们，启蒙我们，放大我们，使我们充满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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