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明星：

文化传播与大众传媒对接的产物

◎章芝羚

无论是“百家讲坛”易中天的迅速走红，还是余秋雨在媒体的频频亮相，“学术明星”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突然有一天，学者开始走出书斋，积极走入现代传媒，扩展出文化传播的一个更广大的平台。于是，文化解读类的栏目收视节节高升，学者本身迅速蹿红，社会影响力也跨越了学界,吸引了大批拥护者。有人说，文化的普及时代到来了。

关于“学术明星”

　　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中，约翰·费斯克是这样定义“明星”的：所谓“明星”是由于在银幕与其他媒介上的公开表演而出名，并被视为各种文化群体之间重要象征的个体①。而本文中所提到的“学术明星”是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是指在文化学术界有一定成就的个体，通过大众传媒接触广大受众，以其特有的表述方式传播文化知识而为大众所接受，从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与观众喜爱度。学术明星是近些年才出现的现象，它的出现是学术与现代大众传媒成功对接的结果，是市场化运作的产物。

如何正确看待“学术明星”现象

一、存在的合理性：学者、媒体、受众“三赢”局势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向来都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傲人之气。在某些专家学者眼中,这股由学术明星掀起的文化热，被视为沽名钓誉，被贬为专业研究和学术文化的堕落。可是，难道一定要整天躲进书斋潜心研究，隔绝媒体信息，脱离社会群体才是“学术研究”的高雅姿态？易中天先生曾说过：“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幸福服务，所以，除了一部分在书斋里潜心治学的学者以外，也需要有一部分人将学术转化为可以直接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东西。因此必然会有一部分学者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媒体。孔子如果生活在今天，他肯定会上电视，不然，像他那样坐着牛车四处讲学，太辛苦了。一个真正希望传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对社会有益的学者，是一定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个平台的②。”“书斋学者”和“学术明星”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那些“专注于文化发掘、不以出现在公众视野为务”的书斋学者令人尊敬，那些“在汲取先贤今学之成就的同时着力于传播文化、推进学术成果的广泛普及”的学术明星也同样令人欣悦。

　　这是一个全民造星的时代，“超级女声”“梦想中国”之类的娱乐选秀节目充斥着电视屏幕；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报纸杂志书籍的阅读人数大量减少，电视、网络融入人们的生活；这是一个大众文化消费流于浅薄庸俗的时代，科教类节目的收视率远远比不上偶像剧那样深受大众喜爱。这时候，人们迫切需要有人担负起重任，改变这种愈演愈烈的状况，而受众也并非乐意于被娱乐事件包围着，他们需要一些有用的知性文化，这是光靠“超女”“好男儿”无法获取的。“学术明星”则既为时势所造，又为客观所需，其社会作用呈互补关系。“百家讲坛”节目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大众文化广泛传播的曙光，相比“超女”的走红，“学术明星”“超级教授”的走红更让我们欣慰。“百家讲坛”上的讲演激发了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也使更多层次的人有机会接触到精英的中国文史教育。学术的价值固然不仅仅在于影响大众，但学术如只是在象牙塔里供极少数的人把玩的话，它的存在价值就会被大打折扣。学术明星的出现，有利于改变目前大众文化过于媚俗的状况，促进学术和大众的互动，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打破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壁垒，既能繁荣学术，又能提高大众的文化素养水平，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应该看到，学术明星们借助电视这一大众传媒，依靠自身魅力赢得受众，创造了电视文化的一大奇迹，彰显了文化传播的神奇力量；电视媒体借助学者的高雅智慧和演讲艺术收获了极高的收视率，创造了经济效益；电视观众则获取了文化知识，提升了文化素养，满足了精神上的需求。学者、媒体、受众的“三赢”局势，可谓一石三鸟，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