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天涯论坛上出现了一篇《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的帖子，发起者为中山大学研究古诗词和古文献博士徐晋如。该帖言辞激烈地称于丹“极度无知，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不久之后，北大清华等校10博士在网上联名抵制“学术超女”于丹，甚至要求她从“百家讲坛”下课。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学术明星”现象的争论也愈演愈烈。借助电视媒体的力量，“学术明星”扬名天下，但同时伴随而来了一些学术界批判的声音。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变是进步还是倒退？是电视工业化还是学术商业化？

　　首先，媒体做节目，不能求全责备，它有时必定会突出一些东西，弱化一些东西，某些一笔带过的地方就显得没那么专业了。在节目的制作上，电视表现出明显的趋众化特征，使电视变得简单、浅显和平面。“明星学者”是以“浅显易懂”贴近了大众，唤起了他们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兴趣，但是，如果逐渐形成了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风气，传道启蒙可能被大众的热闹互动所取代，庄重的宣讲被疯狂的签售所替代。这样一来，在大众传播中，文化传播内容本身就可能变成了虚拟的文化学术本身，类似说书式的历史传播慢慢被误以为就是历史本身，那么，学术和文化原本淳朴的内涵也就丧失殆尽，人们在电视面前变得思维懒惰、不思进取，文化基准的下滑将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其次，电视作为大众传播机构，普及学术并不是它们邀请学者走上讲坛的唯一目的，提高收视率，吸引受众眼球，是其最终目的。因此,在“百家讲坛”中学者会倾向于去选择一些猎奇的、有争议的题材，讲述方式也全部是悬疑的、评书式的，最大程度地调动观众的兴趣。这时，矛盾就出现了。因为文化知识的传播与普及要求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遵守基本规范，受众也期待能建立起科学化、立体化的思想与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大众传播的技术为文化的传播发展开放了市场，而文化产品是按照供求规律作为商品提供的。在商业效益和利益的驱动下，电视媒体是否能够坚守住阵地，是否能够真正平衡好文化传播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呢？再次，社会和一些人把学者当做明星来追捧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媒体需要专家学者，因为节目需要他们的加入才能显出品位与高度；专家学者也需要媒体，没有媒体的传播效应，满腹经纶无从述说,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批评和争议的客观炒作，也能给媒体和学者本身带来较好的传播效果和经济效益。抛却学术的严肃性不谈，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却被压榨得少而又少，这只会让更多的人无心做学问，开始走捷径。

　　当代大众文化消费时代，学术明星及其文化实践不仅任重而道远，其矛盾性也显示着当代文化的整体困境。学术的普及是“通俗化”而不是“庸俗化”，这是学者在进行学术传播时所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而不应一味迎合观众、迎合市场。真正的学者应该把他们的研究成果造福于广大民众，运用自身的知识去客观地普及学术见解和成果，并为大众的文化生活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电视作为一种大众媒体也肩负着一种教育责任，把人们引向深层思考和高尚境界的责任，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节目都要像娱乐节目那样目的在于取悦观众。寓教于乐可以是为思想为知识而“乐”，却不能为收视率而“乐”。电视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可以更广泛，角度选择可以更多样，从而能给公众展现更科学化、立体化的思想与知识谱系。作为观众则应注意在学习中提高，不要盲目跟随大众时尚，不要盲从专家学者的一家之言。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专家、媒体、大众在文化知识交流沟通方面的良性互动。

注释：

①约翰·费斯克等编撰，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年1月第二版:270

②蒯乐昊、易中天：我已经上了明星的“贼船”[J]，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19期:42

（作者系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专业2006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