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毕业前的一次聚会上，当一位来自海南岛的同班同学听说我选择了新闻工作时，她竟不无幽默地说出了一句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话：“唉，祝贺你找到了一份最累的工作。”当时，我对此颇觉诧异，百思不得其解，但由于年轻气盛，总觉得一切事物都很新鲜，故没有深究，而她却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不再言语。一晃7年过去了，这件事不幸被那位同学言中。回首自己这几年从事驻站新闻工作的实践，千言万语只可用一个字来表达：累。

到报社不久，我就被派到记者站工作。万事开头难，刚到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苦于没新闻可写。怎么办？在前辈的指点下，我先后跑到当地史志、信息等部门，一边发名片，一边抱了一大堆材料没日没夜地恶补。半个月下来，由于工作压力过大，我的体重猛减五公斤，真可谓为伊消得人憔悴。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后，我终于对这个新地方有了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而各方面的信息也源源不断地汇集过来。大蒜是当地的主要农产品之一，由于销路不畅，农民收入时好时坏，最坏时一毛钱能买一大袋，很多蒜农欲哭无泪。眼看大蒜又要熟啦，蒜农仍一筹莫展。当时那个县的县委书记是焦裕禄的儿子焦跃进，正在为稿子发愁的我突然灵机一动，何不利用名人效应，让焦跃进进京替农民卖大蒜呢？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焦跃进的赞同并很快成行。2000年6月，焦跃进进京帮农民卖大蒜这个消息不胫而走，成了全国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焦跃进也因此被很多人称为大蒜书记。在此基础上，2003年6月，在非典肆虐的日子里，我又利用吃大蒜能消毒的功效，成功策划了焦跃进进京送大蒜行动，并冒着生命危险从北京传回了一篇篇鲜活的报道，再次引起轰动。

正是有了焦跃进进京替农民卖大蒜这个成功的策划和报道，我也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人气有啦，新闻来源也多了。新闻来源一多，我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如何选择？如何取舍？如何抓住那些最有新闻价值、最能吸引人们眼球的焦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深度挖掘、重点报道？思前想后，在参阅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我又把眼光放到了大蒜上。这个新闻说明了什么？显而易见是大蒜销路不畅，但这只是表面的东西，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这些问题肯定也是蒜农关心的问题，而既然群众关心，肯定读者也爱看。但这些问题又是闭门想不出来的。于是，我借了一辆自行车，一头便扎到蒜农中间当起小学生来。之后，田间地头便多了一个戴眼镜的白面书生，饭场炕边便添了一个问这问那的毛头小伙。10天下来，我骑车一百多公里，跑了20多个村，如愿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并很快从提高大蒜品质、培养大蒜经纪人队伍、建立大蒜市场、大蒜深加工四个方面入手，组织了一次连续报道。这组报道见报后，很多蒜农捧着报纸激动地说：“这真是写到了俺农民的心里头。”当地有关部门看后也表示要参考这组报道，引导农民种好大蒜，确保农民增产增收。报道过后再看看自己，脸晒黑了，腰累弯了，整个一小老头。

以我为主、争取双赢是我这几年驻站以来的最大体会。2006年夏末，驻地辣椒突然陷入卖难困境，老百姓叫苦不迭。深入采访后我很快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并及时写成了稿子。谁知这事遭到了当地政府的反对，他们坚决表示不能见报，说那样会影响政府的工作，否定政府几年来引导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成绩，从而使政府工作陷于被动。在报社领导的支持下，本着为农民卖椒的想法，我顶着压力，使稿子见了报。省委书记徐光春知道此事后立即作出批示，最终解决了辣椒的销售问题。不但为百姓解了难，而且为政府分了忧，可谓一举两得。从事新闻工作，可以说是为人作嫁衣裳，锦上添花是每个记者的分内之事。但我总认为，在锦上添花的同时，要时常拥有一颗雪中送炭的爱心、善心、良心，以免自己麻木于世界，忘掉了根本。记得有一次在下乡采访时，一位40多岁的农民突然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他双腿跪地，一边喊冤，一边双手送给我一封告状信。一旁陪我采访的县、乡干部急忙把他推开，并不断向我解释这个人有神经病，别理他。当时，碍于情面，我没有干涉。晚上睡觉时，回想起那个人乞求的目光，我的心再一次被震动了。我想，他一定有难言之隐，要不一个大男人不会做出那样的举动。我想我虽不是包青天，但为一个落难人问点事，尽一点绵薄之力是我分内之事。于是，第二天，我就骑车20多公里，多方打听到那人的住处，并问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由于当地土管部门营私舞弊，本该属于他家的宅基地却划给了别人。为此，这位农民告状8年，却无人搭理，为争一口气，他花费了大量财力告状，并因此返贫。了解情况后，我及时与当地领导联系，协调解决此事。很快，在当地领导的干预下，这件事得到了圆满解决。一天早上，在我还没有起床时，只听得门前鞭炮齐鸣，鼓乐震天。开门一看，这位农民双手拿着一面写有“一身正气，忠于职守”的锦旗跪在门前谢恩。当时，我的眼泪刷地一下流了下来，我想我只不过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事，而却对他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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