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雨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媒介批评应该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传媒进一步走向科学化以及公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在笔者看来，就在信息传播尤其是网络传播已经成为社会重要命脉的大背景下，不仅一般意义上的媒介批评还存在较大的问题，特别是从人文精神建设的角度上看，媒介批评的缺席就显得尤为严重。

　　一、缺少职业的批评家，缺乏强大的专业学者阵容

　　要把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清楚，还必须首先从本问题的前一个层面上进行考察。在现代世界的整个信息领域和话语空间里，最显强势的发言者是谁呢？毫无疑问就是现代媒体，包括平面媒体、电子媒体以及网络媒体。说得夸张一点，人们每天所面对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被媒体覆盖了的世界。人们从外在世界所接受到的大量信息，几乎有90%以上都是媒体发出来的。那么，媒体既然掌握着最强大的传播平台和言说空间，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主导性的社会话语权。因此，要想对媒体实施一种批评功能，这批评的发言人首先就必须要有更强大的思想影响力和话语操控力。所以说，一个社会尤其是在现代媒体时代，建立正规而专业的媒体批评体制，以便形成更为有效的媒体制衡效应，就极为必要了。

　　在西方，就早已有了类似的“新闻评议会”的机构和制度，2002年，我国香港也成立了新闻评议会，这种机构里的专职人员就是专门从事媒体的评议工作。当然，这样的新闻评议会一般来说主要是对媒体进行政策性的或原则性的监察与评判，而我们所说的职业批评家，与其有相似之处，但我们更强调的是其应该特别具有科学性和理性化的批评功能，而其构成的人员成分，也完全是学者型和研究型的媒体批评家。由这些学者型批评家组成一支专业批评队伍，从而很大程度地实现媒介批评职业化。这样的批评家队伍应该把新闻批评作为其固定的职业，并由此获得主要的经济收入。

　　而从我们现有的情况来看，媒介批评大都是那些高校的教授或博士们偶尔客串一下。他们往往只是由于教学与科研任务的需要，凭借自己的基本理论素养优势，个别性地对媒体现象进行一些一鳞半爪地批评。而归根结底，他们的身份仍然是新闻专业教授和新闻理论学者，他们的批评也更多的是由于要服务于教学或理论研究。所以，他们中可以说至今没有一个能够被称之为新闻或媒体批评家的。那就更不要说在他们中间产生出一个新闻批评的职业批评家队伍来了。这一点和我国的文学批评相比就有了很明显的差距。我国的当代文学领域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强大和稳定的专业批评家阵容。这些文学批评家有的工作在作家协会，有的工作在社会科学院，还有的自愿做自由撰稿人，当然也还有一批人是在高校以教学为主的——属于“学院派”。但他们所专门从事的研究领域，主要对象和比较集中的工作就是当代文学批评。我国的这些文学批评家可以说是阵容强大。我们的媒介批评，是否可以从中吸收一些经验呢？

　　当然，我们这里提出要有一个专业化的媒介批评机构和队伍，却也并不是说那些教授或博士们的批评就是完全多余的。专业队伍是主力军，是大部队，也是职业化批评成熟的标志；而我们的媒介批评的更大繁荣还要有广大的参与者群体，甚至也需要有更多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专业队伍的形成和建立是新闻批评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必由之路，也应该说是新闻批评能够产生更大效果的重要途径。

　　二、缺少系统的批评理论，缺乏多样的批评流派

　　所谓批评，而且按照我们的主张还要进一步发展为职业化与专业化的批评，当然就不能是随心所欲或者只凭个人的感情与感性用事而进行的新闻批评。更加科学和有效的媒介批评，首先就需要具有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批评理论。当然，这里所说的媒介批评理论，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新闻理论（或理论新闻学）以及大众传播学，却又并不完全等同于纯粹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它应该是建立在普通新闻理论与传播学基础之上的更能够直接应用和服务于批评实践的批评理论。而且应该是本身具有完整而系统地体系和结构的理论学科与形态。

　　然而，就一直以来的批评状况而言，我们在批评理论方面的自觉地建设，还显得非常薄弱。一方面，我们偌大的一个批评领域，至今关于媒介批评理论的专著也只有刘建明的《媒介批判通论》、王君超的《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等三四部而已，此外也就只有一些零散的单篇论文了。而另一方面，现有批评实践的理论依据，也大多是采用我们的高校教学通用的最一般的新闻与传播理论。比如谈到一条新闻的新闻价值，就是根据《新闻学概论》中反复讲的“接近性、重要性、显著性、趣味性、人情性”等来作为理论支点；而讨论新闻真实，也仍然是按照书本上的“主观性”、“客观性”以及“第一性”、“第二性”等既成概念来进行比照和分析。这样的批评在当今来看可以说是已经走向了绝境，因为它一直在上世纪的理论水准上原地踏步，而且批评思路和话语体系也过于狭窄和单一。而对于一个更具有旺盛活力和生机以及具有无限发展前途的批评界来说，它不仅要有理论上的自我更新、独立创新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批评局面。

　　这样的一种批评局面的形成，首先就要在批评理论上产生出众多的批评派别，或批评的话语体系；要强调批评的多元化、多样化，破除单一化以及惟一化。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学术批评领域来说，流派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都是其深入和发展的真正命脉所在。这是我们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急需醒悟和反思的。从这样的主张来说，我们的人文精神层面的批评，就应该首先自觉而努力地建设起自己的一个流派。这当然也不需要较多的时日，而且更需要有众多批评家的鼎力支持和响应。

　　三、现有批评停留于零散评点，缺乏相对规模和连续性

　　专业化、常规化而且能够富有较大影响力的媒介批评，第一要形成一定的批评规模，不能只是一些散兵游勇式的，或者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式的以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难成气候的批评；第二要有一定的连续性，或者要有相对的主题性与专题性，批评者应该针对某个时期中比较突出和常见的问题展开集中而全方位地有深度的批评，从而达到较高的批评境界；第三，就是批评不仅仅是对作品进行完全客观和被动地解读，也不仅仅是对某些问题的居高临下地指责，批评的过程还应该是一个对于新闻理论达到新的升华的过程，是对新闻规律进一步探索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对于新闻学建设性的过程。

　　所以，批评绝不能仅止于零散评点，而要寻求一定的学理境界。具体地说，系统性规模性的媒介批评应该包括：较系统地经典作品或优秀作品论、名记者或个别新闻人专论、重要新闻现象论、各时期新闻思潮论、新闻发展史论、新闻业务的各个部门论等等。而所谓的“批评的失语”，主要就是指批评缺乏这种成规模成系统的整体批评，尤其是，这种成规模成系统的批评还应该是从自己的批评理论出发，表达自己批评的语言。因为，一种成规模成系统的批评，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作为其批评基点，不能在批评中完全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只是说套话、讲教条，甚至打官腔，这正是批评失语的最重要的表现。

　　总之，无规模就难成批评，无系统也就不称学术。而就在这种规模化和系统性的新闻批评实践中，不仅要以自己的声音，形成强大的媒体批评影响力，还应该进一步产生出具有权威意义的媒体批评家。这才是媒介批评真正走出失语状态的根本标志。

　　四、缺少专门的批评阵地，缺乏集中的主题园区

　　按照前面所讲的建立职业批评家队伍也好，寻求媒介批评的规模化、系统化也好，如果没有专门刊载媒体批评的“媒体”，那一切岂不就是空话？所以，专门的媒体批评杂志的创办，也是一个重要的配套工程。就目前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与研究领域来看，虽然一些杂志也不时地开办一个“媒介批评”或相关的栏目，但是，一方面，这些栏目有时还不能保证每期都有高质量的文章发表；另一方面，这样的栏目也常常是在大量的关于媒介经济、实务研究等强势文章给淹没得难于发出非常响亮的声音。那么，为了适应新世纪新形势的需要，为了更加有力地发展和繁荣媒介批评事业，创办和出版以媒介批评为主旨的批评媒体，应该说是当务之急。

　　为今之计，媒介批评要成大规模和大气候，就决不能再只是寄人篱下式地寄居在新闻理论或新闻业务的刊物之中了（虽然这些刊物还需要保留和强化批评栏目）。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昭告：媒体批评需要大张旗鼓地建设自己的“水泊梁山”，甚至是建立起自己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了。这对于媒体批评的步入正轨和规模化发展，应该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环。这件事情可以由政府出资来做，可以由新闻研究部门来做，可以由高校学院派来做。但是，其出发点必须是专业的媒介批评，而不是一个赚取利润的载体。因为在市场化的大趋势下，人们出版刊物往往首先考虑的就是赚钱。而媒介批评刊物出版的基本目标是真正的思想文化效益。这一点必须区分清楚。不然的话，媒介批评刊物很快就会成为金钱的奴隶，批评的最根本的价值和品格就会随之丧失。

　　五、人文精神的批评声音更显微弱

　　在新的世纪之中，在市场化商品化以及经济中心化全面推开的大氛围下，人文学科真正向“人”的中心回归，这也应该是大势所趋。否则的话，现实中人就彻底被物质所淹没了。那么，媒介批评作为人文学科之一，其人文精神的立场原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按照前面所提出的，建立和发展多元化媒介批评的思路和原则，人文精神的批评流派，更应该成为此后要重点培植的批评派别。在商品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之下，“人”的意识，“人”的精神，“人”的价值等形而上的价值目标已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遇和贬斥，经济富有而精神矮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因而，我们的媒体就首先需要大力传播“人”的精神，大力张扬“人”的价值，为此，我们的媒介批评当然也就要充当媒体人文精神的推动者和监督者。

　　近年以来，我们的批评界虽然也不时地发出一些关于媒体要注意人文关怀方面的呼声，但是，一方面，这些呼声基本上还处于非主流的状态；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这些关于人文关怀的认识理解又显得比较肤浅。更有许多文章把人文精神混同于制作和编辑技术问题，那就尤其显得南辕北辙甚至风牛马不相及了。高层次的人文精神意义上的“人”的关怀，需要不断地从精神的境界上去追寻。这也正是人文精神批评流派建设的更迫切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